“我们注意到，过去在一些行业发展中在‘中国制造2025’实施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问题。”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就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相关问题答记者问时坦言。而其给出的方案就是集中支持优势产业、优势企业在其细分领域里脱颖而出。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表述，成为舆论关注的重点，从提出供给侧改革至今的一年多时间里，国内外需求疲软，振兴实体经济成为改革的关键一役，创新是取得这一“战役”胜利的“杀手锏”。

关键词之一：供给侧改革靠产品与模式创新推进供给侧改革

“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这是一个化蛹成蝶的转型升级过程，既充满希望又伴随阵痛，既非常紧迫又艰巨复杂。”这是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

针对供给侧改革中“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两会”代表、委员们结合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有了全新的思路及想法。

在全国人大代表、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看来，“新零售”不仅能够拉动消费，也将带来流通效率的变革。“实体零售如果获得电商的成本和效率，就能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流通领域效率的提升，帮助实体经济实现‘去产能、去库存’的目标，使中国制造进一步做到质高价优、货真价实。”雷军对《商学院》记者表示。

所谓“新零售”，是指通过线上线下互动融合的运营方式，将电商的经验和优势发挥到实体零售中，改善购物体验，提升流通效率，将质高价优、货真价实的产品卖到消费者手里，以此实现消费升级的创新零售模式。

在雷军看来，“新零售”的实现，并不是简单地将互联网和实体的零售渠道相融合，还包含了研发设计环节的创新、生产制造环节的优化、供应链的改造、基于大数据能力的消费需求分析等。

事实上，从2016年3月开始，小米进行了“新零售”的尝试。以小米之家、小米专卖店为代表的小米实体零售体系，利用小米电商的成本和效率优势，并辅以大数据风控、大数据选址等科技手段，使实体零售达到与电商销售同等的运营效率，从而降低消费者的决策成本，提升消费与供给的匹配程度，促进消费者理性消费、放心消费，并带动二次消费。

雷军认为，“新零售”不是口号，而是当下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零售模式创新，是传统零售与电子商务竞合的必然结果，是融合消费的升级版。

随着电商的普及，出现了一大批“海淘大军”，无论是消费者出国旅游还是请朋友代购，诸如电饭锅、马桶盖、奶粉、皮具，中国人总是一抢而空。这侧面反映出中国消费者对本土品牌没有信心，“外国的月亮更圆”心态明显。“让用户支持自己的产品，需要自己产品过硬，做到技术强于人，产品品质强于人，品质有保证。”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表示，“制造业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制造强则国家强。”

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列世界第二，“中国制造”遍布世界各地。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制造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大而不强的问题，大多数制造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不强，还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在董明珠看来，从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要想摆脱这种“双重竞争”的现状，唯一的出路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鼓励和支持企业走“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向世界经济价值链的高端攀升。

改变现状，需要打破旧有的思路。海尔集团内部就一致认为，发挥每个员工的能动性，让创新尽快落地是硬道理。因此海尔在过去的12年里尝试转变成一个“创业平台”，正如张瑞敏经常提到的：“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成为他们自己的CEO。”

为此，海尔将自己转变成许多个“小微企业”——在这些小型、高度自治的小微企业里，团队成员可以推选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在海尔内部，这种组织和管理模式的转变思路被称为“人单合一”。这些“小微”，也在为供给侧改革贡献一份力：小微创业会促进了通过大企业的创业带动全社会的创业，也带动了社会的就业。由于海尔在模式转型过程中坚持去中心化、去中介化，海尔的在册员工比最高峰时减少了45%，但海尔平台为全社会提供的就业机会超过160万个。

“我们和‘小微’之间的关系，一个方面是投资关系，同时，我们又提供了一个生态，他们可以在平台上很好地创业，减少成本。我们的平台上凝聚了很多的资源，包括了基金投资商、制造资源等等，我们把海尔的资源完全开放出来了。我相信未来几年会有更多的企业在平台上成长起来。”海尔集团总裁周云杰表示。

截至2016年底，海尔平台上已经汇聚了1333家合作风险投资机构，120亿元创投基金，与开放的创业服务组织合作共建了108家孵化器空间。200多个创业小微、3800多个节点小微和上百万家微店，正在海尔平台上努力实现着资本和人力的社会化，有超过100个“小微”年营收过亿元，41个“小微”引入风投，其中16个“小微”估值过亿元。

供给侧改革是一场硬仗，需要企业建立一批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海尔与小米的例子为企业降低成本、去库存、去产能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之二：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鼓励再投资加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曾一度成为制约中小企业蓬勃发展的瓶颈之一。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这方面情况得以改善。然而，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有不小的问题。TCL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李东生在2017年“两会”期间就提出了《关于对半导体显示/芯片产业加大支持力度的建议》，建议推行优惠政策，为企业减负鼓励再投资，加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2019年前后，中国在半导体显示方面将会成为全球产量最大的国家。”李东生对《商学院》记者表示。

电子信息产业的两个核心基础产业一是半导体芯片，二是半导体显示。这两个产业具有投资金额大、技术门槛高、回报周期长、资本回报率偏低等特点。对于企业而言，巨大的资金压力，往往导致新投建项目社会融资面临困难。

“这方面，我们作为实业界，希望国家一些产业政策能够帮助企业比较快地度过这一阶段。技术门槛需要企业持续努力去争取突破，需要时间投入，而资本门槛在前期将对企业构成威胁。”李东生表示。

在过去几年，中国企业新投入进大量资本到半导体芯片和显示产业中，我国的半导体芯片和显示产业的竞争力和规模正在快速赶上国际领先水平。但相对而言，这两个产业的资金投入规模都十分巨大，比如两个产业的单个项目总投资均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其中资本金约占50%。在经济和产业市场较好的情况下，净资本回报率很难超过10%。TCL集团旗下华星光电也曾经有过季度性亏损，平均资本利润率只有5%~6%。

“我们期待国家未来对技术壁垒、资本壁垒很高的高端制造行业能够出台一些特殊的政策。2016年我们量子点等方面申请专利总量仅次于三星，这些都需要资金，这给当期的成本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不做投入是不行的。”李东生表示。

在实体经济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核心基础工业的投资回报率比较低。因此，发展之路需要获得更大的支持力度。2016年国家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为我国大部分企业带来了实惠，也直接为2016年TCL增加收益6000多万元人民币。

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力军，对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提升产业竞争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16年下半年半导体芯片存储器价格上涨非常快，这是我们主要投入的方向，也是大部分电子产业都需要的，将来对于智能电视、智能手机、电脑等智能终端的普及都是被大量需要的。”李东生表示。

事实上，以再投资的方式加强诸如芯片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除了政策的鼓励之外，改善金融服务，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亦非常重要。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就建议，大力发展依托大企业的产业链金融;建立基于制造业核心企业数据的企业信用管理体制与信息平台;进一步拓宽企业发展直接融资服务的平台和通道，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

关键词之三：防止“脱实向虚”摈弃“山寨”文化振兴实体经济

“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主要原因是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远远低于虚拟经济。”杨元庆表示。然而实体经济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所在。

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国的金融附加值占GDP的比例正节节攀升，达9.5%，北京、上海等地更是高达17%，房价节节攀升，M1增速高于M2。有经济学家就表示，这足以说明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比较突出，振兴实体经济迫在眉睫。

在杨元庆看来，振兴实体经济要做“加法”：即通过创新实现转型升级，调动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能动性，发展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做大做强品牌，开拓新市场，提升竞争力。

“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更要加强创新，摈弃‘山寨’文化，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杨元庆向记者表示，制造业不能只靠低成本的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企业要转型升级，并加大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只有这样，企业在‘走出去’时才能理直气壮。”

“所有希望企业长久发展的中国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假冒伪劣以及各种侵权行为。”杨元庆说，“现在已经到了要从国家层面旗帜鲜明、大力度地保护品牌和知识产权的时候了，政府不仅要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让侵权行为、‘山寨’行为付出它们承担不起的代价;更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严厉打击侵权行为。”

不仅是联想集团，很多国际化的大企业都曾面临知识产权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的“侵权”成本较低，但知识版权的保护成本较高，因此董明珠就建议，将专利侵权的法定赔偿额的上限提高到300万元，提高商标侵权的赔偿额度，降低商标侵权刑事责任立案的标准，如假冒产品货值达到3万元，即可追究造假者的刑事责任;对于拒绝配合调查的侵权人，法院在最后判罚时可以给出原赔偿金额3倍甚至更高倍数的判罚;对专利无效审查设置期限,解决法官因为涉案专利的无效审查程序陷入持久战而导致案件审判时间长的问题，以此来提高侵权成本，让“山寨”文化难以在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中立足。

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基础。从近几年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看，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回归实体经济的趋势更为明显。“一带一路”沿线的海外新兴市场正成为当下企业发展的“蓝海”，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快。

关键词之四：产业自主创新

产业政策向自主创新倾斜

“国家制定的产业政策要向自主创新型企业倾斜，同时要符合鼓励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推动实施‘市场管理’模式，减少或停止对终端需求的财政补贴，真正发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作用，为企业营造一个公平、有序、合理的竞争环境，自然淘汰落后的企业和产品，让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同时财政补贴要用于公共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这是董明珠在2017年“两会”的建言内容之一。

2016年我国的新能源汽车高速发展的同时，“骗补”问题屡被曝出。清洁能源汽车发展是中国政府提出的坚定不移的大方向。然而产业发展至今，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亟需改善，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认为，制约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痼疾就是地方保护。

“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但仍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为国家和地方的能源节约、环境改善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且必将在未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王凤英认为，过度的行政干预严重违背市场规律，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破坏了地方政府形象，也背离了国家发展健康、可持续的新能源产业的决心与初衷。

王凤英通过调研发现，截至2017年2月底，至少有9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试点城市仍以备案为名设立地方“小目录”，私自保留了地方市场的准入限制，部分外地品牌的高标准、高质量产品难以进入地方市场，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选择权遭到剥夺。

为此王凤英建言，进一步降低50%的地方补贴上限并适时取消，两级补贴合并，均由中央财政集中统一发放;或取消地方补贴直接发放给厂商的现行办法，改为将地方资金用于构建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的良好保障，如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补贴电费、停车费等。

这些方式无疑都是要让市场来检验新能源汽车。提起新能源汽车，大部分人都会将纯电动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划等号，但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新能源汽车”(主要指纯电动汽车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提法改为“清洁能源汽车”，引发了众多业内人士对于“新能源车”未来走向的广泛猜想。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认为插电式混合动力、甲醇汽车、油电混合动力汽车都可视为新能源汽车，他的提案之一就是推广甲醇燃料和甲醇汽车。李书福告诉记者，我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甲醇汽车进行研究，但时至今日，甲醇汽车依旧不温不火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自信”。在其看来，曾经甲醇汽车没有推广开来的主要原因在于汽车本身质量不行，但如今技术上已非难题。当前中国的很多发展思路都在学习美国，目前美国鲜少采用甲醇作为汽车能源，就认为中国亦不适用。事实上，美国在能源方面价格极有竞争力，没有动力开发甲醇汽车与甲醇燃料。

显然王凤英与李书福的提案议案都是围绕产业自主创新进行的。“当前我国科研计划和实施存在‘两张皮’现象，建议今后在制定国家科技和产业发展规划时，更加广泛地争求企业意见，进一步扩大企业在国家创新决策中的话语权，在科技创新的计划中充分反映企业的实际需求。”杨元庆如此建言道。